百年“龍學”👳🏻:《文心雕龍》研究的現代之路
2024年03月16日 13:52:31 作者:吳中勝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4-03-16 審核👩🏿🚀:
演講人:吳中勝 演講地點:廣東工業大學 演講時間🧑🧑🧒🧒:2024年3月
學界一般簡稱“《文心雕龍》學”為“龍學”。在現代學術史上,關于一本書的研究被稱為“某某學”的委實不多,而“龍學”就是其中長盛不衰的專門之學🎡。在20世紀初期中國學術現代進程開啟之時,《文心雕龍》研究是如何融入這一進程🫎,進而迎來百年“龍學”興盛的呢📭?回顧百年以來的“龍學”發展曆程👱,我們有必要從學理上思考“龍學”何以興、何以繼續興等涉及學科發展的重要問題🦸🏿。
吳中勝 贛南師範大學二級教授🧑🧒🧒,江西省百千萬工程人選、江西省“雙千計劃”人選、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常務理事,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等。
《文心雕龍》書影 資料圖片
明五色套印本《劉子文心雕龍》。由明代萬曆年間吳興閔、淩兩大出版家族中淩雲、閔繩初合刻🈂️,五色套印源自明代著名文學家楊慎以紅、綠🗡、青🧑🏼🌾、黃🧝♀️🙆🏽、白五種顏色批點,版本價值極高。圖片來源🦑:遼寧省圖書館(遼寧省古籍保護中心)
明弘治十七年(1504)馮允中刻本《文心雕龍》。資料圖片
劉勰像 資料圖片
開端🫱🏼:具備現代科學質素
五四運動前後,西方現代學術理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近代中國知識界傳播,中國學術的現代進程由此開始👩🏿✈️。當時學人受科學主義影響,認為一種理論是否科學👱♂️📖、成熟的標志,就在于其是否建立了嚴密的邏輯體系。正如梁漱溟所言:“科學是知識之正軌或典範;只有科學,才算確實而有系統的知識。”(《中國文化要義》)當時的文學研究也受這種科學主義的影響🫳🏼。如張相說😷:“近世研治科學,析類之事,目為至要👩🦱。植物學家,部門科屬諸名👮🏿,井井而談,屬隸無紊,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矧在文章🔋,渠不若彼👩🦼➡️。”(《古今文綜》綴言)認為文學研究也像植物學一樣,要分門別類、條分縷析。徐昂也說💃🏻:“無論字與文,研究宜用治科學方法,澈底分析🛝。”(《文談》自序續)這種從自然科學移用過來的科學主義觀念,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學者們對《文心雕龍》的選擇🚣。
五四運動前後,于中西文化的對比中𓀎,學者們想從幾千年的中國文論史中找出堪比西方文論體系的著作,尋覓的結果就是,《文心雕龍》逐漸進入學者視野。如劉節說:“若彥和《雕龍》,則可以言文學原理矣🕕。”《文心雕龍》是“純粹之文學體制”“說理精密💆♂️,條貫有序”。(《劉勰評傳》💁🏽♀️,《國學月報》1927年第2卷第3期)梁繩禕說:“像萊辛(Lessing)、馬太·安諾德(Matthew Arnold)↔️、泰因(Taine)以及現代的喬治·勃蘭特(George Brandes)📑👩🏻🎤,全是以批評名家的。他們評論的勢力都很偉大,有時單詞片語都要傳遍世界,不用說這種批評是文學進化極有關的助力🧑🏽🦳🩵。”反觀中國文學界,在古典文學批評傳統中🎖🛌,他發現了《文心雕龍》的當代價值👳♀️:“在過去可憐的文學批評史中,尋一點萌芽,我們不得不推重千餘年前的劉彥和🧙🏿。他著了一部專論文學的書,叫作《文心雕龍》。”(《文學批評家劉彥和評傳》,1927年6月《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梁繩禕是用來自西方的現代科學理論方法去解讀《文心雕龍》🧔🏼♂️,他在文中提到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德國的尼采以及俄羅斯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國作家作品𓀍。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運動前後,新舊兩派文化陣營在許多問題上都是針鋒相對的,但是在對待《文心雕龍》的評價上,兩派意見卻出奇地一致。這是因為新舊兩派的學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觀察到《文心雕龍》的價值堪比西方文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評價說:“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裡斯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集外集拾遺補編·論詩題記》)他認為🟫,中西方文論都有邏輯體系嚴密的理論著作,《文心雕龍》和《詩學》分別對中西方文論產生深遠影響。作為文化保守派的首領,章太炎早在20世紀初年就在日本開設“國學講演會”🟧,講授《文心雕龍》。據學者考察🧃:“章氏弟子們的記錄稿,至今還塵埋在上海圖書館🧘🏼♀️。”(周興陸撰《章太炎講解〈文心雕龍〉辨釋》)而據《錢玄同日記》1909年3月18日載⛺️:“是日《文心雕龍》講了九篇,九至十……與季剛同行👩🚀🍁。”由此我們可知🔽,黃侃🙌🏼、錢玄同等章門弟子曾經比較系統地跟章太炎學過《文心雕龍》。黃侃認為《文心雕龍》是論文之“專著”:“敷陳詳核,征證豐多,枝葉扶疏,原流粲然。”(《文心雕龍劄記》)黃侃是從尊崇傳統文化的角度來推崇《文心雕龍》的,意在證明西方所謂的邏輯體系其實中國古人早已有之。誠如吳承學所指出的🤌:“在清末民初,《文心雕龍》仍是傳統學者用來捍衛和發揚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
1923年🛋👲🏿,梁啟超在答《清華周刊》記者《國學入門書要及讀法》中,把《文心雕龍》歸為“隨意涉覽書類”(《讀書指南》)🫸🏿。梁氏似乎不是很看重《文心雕龍》,但實際上他是非常重視《文心雕龍》的理論思想和文學藝術的☘️。1925年🧑🏻✈️,梁啟超評價《文心雕龍》:“誠文思之奧府🎫,而文學之津逮也🏊🏽。”(《範文瀾〈文心雕龍講疏〉序》)《文心雕龍》本身的文章辭采飛揚🧑🏽🎄,是賦中佳作。更重要的是,其中確有符合現代科學體系的理論質素。在近百年來文學理論研究者們“尋例證己”的過程中,《文心雕龍》作為“中國文論也有邏輯體系”的一個重要例證被不斷提起,“龍學”由此開啟了百年的現代之路。
進程:融入現代學術
“現代的科學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對“龍學”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後世眼光審視➕,這種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從正面影響來說👐🏻,《文心雕龍》“體大思精”💧,被認為具備現代科學質素,可以進入現代教育體制、登上大學講堂🚓,從此作為自成一體的一門“學問”融入現代學術進程。在實踐中,憑借現代教學機制培養出一代又一代訓練有素的研究者,最終實現了傳承有序地傳播及弘揚《文心雕龍》文化。百年來的學科化、課程化,大大推動了“龍學”的發展。過去人們只憑個人興趣愛好研讀《文心雕龍》🧜🏿♀️,隨機性、隨意性較強,這並不利于科學研究的有組織推進。在進入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並成為有機組成部分之後,《文心雕龍》的發展就完全不同以往了,它作為教材內容進入課堂🙍🏼♀️,成為有組織有系統地開展研究、講解、學習、傳播的對象,進而由課堂到報刊、由學科知識傳播到社會文化宣傳、由國內到國外💇🏻♂️,從此《文心雕龍》的文化影響獲得了極大的拓展。
這裡我們就《文心雕龍》所受正面影響列舉幾例。林紓所撰《春覺齋論文》🤵🏽,是其在高師大學堂授課的講義,1913年6月起曾在《平報》連載🚹。其中大量征引《文心雕龍》語段並申述之🦫。在北京大學↖️,姚鼐四世侄孫姚永樸稍早于黃侃在大學課堂上摘段講解《文心雕龍》,並在課堂教學基礎上精心結撰成一部文章學著作《文學研究法》👩🏽🏫,“其發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龍》”“體例仿之《文心雕龍》,頗具系統性、理論性”。這一時期,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課程最受學生歡迎者當為黃侃,其《文心雕龍劄記》是“自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授課講義”👨🏼⚕️。(見李建中主編《中國學術檔案大系·龍學檔案》)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學生因為《文心雕龍》課程問題要求撤換老師的事件:1916年👨🏻💼,同為章門弟子的朱宗萊到北京大學任教,亦講授《文心雕龍》。推測可能是教學效果不及黃侃之故,結果引發學生上書蔡元培校長要求更換《文心雕龍》主講🧗🏼。(見朱懌撰《朱蓬仙生平事跡》)此事是非曲直姑且不論,但確從另一角度反映出《文心雕龍》進入北京大學課程並深受學生們喜愛🌶。這裡,我們再舉一個地方高校的例子。1937年福建協和大學的校刊《協大藝文》刊載《文心雕龍上篇分析初步》一文,文章前面有一段背景說明:“本校中國文學系所開專書選讀一科中,《文心雕龍》適列其一,本系生與修者七人📤,采集體研究方式🎷,由俞元桂先生指導🌖。”(見耿素麗🤾🏻、黃伶選編《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文心雕龍學》)這說明《文心雕龍》研修課在當時的地方高校中也有開設。
梳理“龍學”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許多“龍學”名著都是在大學課堂教學中誕生的。如劉永濟著《文心雕龍校釋》就是其在武漢大學給學生講《漢魏六朝文學》而寫的“講義稿”(見李建中主編《中國學術檔案大系·龍學檔案》)從教案講義最終變成學術經典🤟🏼🌊,由此可見“龍學”之興離不開教學課堂之助。
《文心雕龍》走進課程教學為“龍學”培養了大批讀者☝🏼🧏🏽、研究者👩🏼🦱,這是“龍學”此後百年薪火相傳的根本原因。“龍學”史上教學相長的佳話比比皆是,如詹福瑞先生師從詹鍈先生:“從恩師詹鍈先生學《文心雕龍》。一年間🛃,先生一篇篇講下來,我一篇篇整理筆記,一篇篇背誦下來,終于有一天感到走近了這座精深的理論樓閣,雖不敢說登堂入室😜🫛,卻似可窺其門庭了。”(《中古文學理論範疇》後記)李建中先生師從楊明照先生:“有幸從著名龍學家、四川大學楊明照教授研習《文心雕龍》🧙🏿♂️。”先生感慨🤸🏿♀️,我們要感謝劉勰,“有了他,摛文無虞”“有了他📙,餘心有寄”“有了他,永不失語”❇️。(《〈文心雕龍〉講演錄》附錄)這些年活躍于“龍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多有類似的求學經曆🙈,往往師出“龍學”研究的老一輩大家。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們不斷將“龍學”推向一個又一個新境界。
展望🛻:重拾詩性文章
從“現代的科學研究”帶給“龍學”的負面影響來看🍣🍩,由于過度強調《文心雕龍》的嚴密邏輯體系,學者往往把《文心雕龍》僅當作文學理論著作來看待,結果導致了兩方面的偏差:一是容易使學者忽視《文心雕龍》的詩性一面🖨;二是容易使學者忽視其文章學的特質。
首先我們看其詩性的一面✦。《文心雕龍》固然有“體大思精”的特色👩🎓,但其自身特質不僅有邏輯性的一面,還有詩性的一面。李建中先生指出🦇:“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典範🚴🏿♀️,《文心雕龍》有其自身的質的規定性:詩性和邏輯性的統一☃️。長期以來📳,海內外的龍學研究,常常過于推崇邏輯性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她所特有的詩性智慧✴️🛠,從而遮蔽了《文心雕龍》的東方特色,遮蔽了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文論不同于西方文論的民族特色。”(《〈文心雕龍〉講演錄》)《文心雕龍》的詩性智慧是由中國古代文化特有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所決定的。英國學者愛德華·泰勒曾用“文化遺存”的觀念來解釋這種文化現象:“它可能長期地影響到這些習俗或者技藝,如涓涓細流,綿延不絕🗞,從這一代繼續傳到下一代。它們像巨流一樣🧔🏿♂️,一旦為自己沖開一道河床,就成世紀地連續不斷流下去💻。這就是文化的穩定性。”(《原始文化》)無論是在文化資源、思維方式等深層次上,還是在言說方式、話語範疇等表面層次上👩🏿⚕️,《文心雕龍》都彌漫著濃厚的詩性智慧。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者關注其詩性方面的內容。根據天津師範大學教授李逸津教授的介紹,俄羅斯女漢學家卡·伊·戈雷金娜從《文心雕龍·原道篇》入手,探究原始宗教文化對劉勰文學觀念的影響⇢。李建中先生認為🏊🏿♀️,戈雷金娜的研究,其“入思方式及部分結論,對于我們探討《文心雕龍》的詩性智慧🌏,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和借鑒意義”🐭。(《〈文心雕龍〉講演錄》)我國臺灣地區也有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研究《文心雕龍》,為《文心雕龍》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大陸也陸續有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龍》,並且取得不俗的研究成績。張毅認為,經學的陰陽五行學說對《文心雕龍》創作論有影響。(《陰陽五行與中國古代詩學》)閆月珍討論《文心雕龍》的“器物之喻”(《器物之喻與中國文學批評——以〈文心雕龍〉為中心》),把古代文論中普遍存在的象喻思維與先民們的生產生活經驗相聯系,具有人類文化學的方法論意義。夏靜分析《文心雕龍》與氣學思辨傳統的關系(《〈文心雕龍〉與氣學思辨傳統》),認為“氣學”獨特的思維方式並不能完全依靠現代理性思維進行理解和分析,具有明顯的詩性特征。研究《文心雕龍》與傳統詩性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回歸其真實的文化場景,展現出寬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廣的理論前景🚁。
其次,我們要認真分析《文心雕龍》的文章學特質。五四運動之前❤️,學者們普遍認為《文心雕龍》是一部文章學著作。如吳曾祺表示服膺《文心雕龍》🧺,“極論文章之秘⏏️🧔🏿,識者以為知音🦇。”(《涵芬樓文談》)章太炎說:“《文心雕龍》于凡有字者🛸⏸,皆謂之文♟,故經、傳、子♟、史🤷🏻、詩、賦、歌謠🐜🌶,以至諧、隱🦐,皆稱謂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彥和之見高出于他人者也!”(《〈文心雕龍〉講演記錄稿》)他主張廣義文章學,這與《文心雕龍》的文章學思想一脈相承。五四運動前後,把《文心雕龍》視為文章學著作的人包括林紓🧝🏿♀️、章太炎等,持此觀點的還有青年才俊劉師培、黃侃等。劉師培把《文心雕龍》視為文章學論著🩵,並且認可其文章學思想體系🤹🏽♂️。他說🦿,我們要了解文學變遷,“非證以當時文章各體,不足以考其變遷之由。”(《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劉師培所謂“文學”實即包括“讚頌銘誄之文”等“各體文章”在內,是大文章觀念,而不是現代以來的純文學觀念©️。黃侃對《文心雕龍》的文章學特質判定是非常明確的🧜🏻,其《文心雕龍劄記·總術篇》雲🪆:“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故其書廣收眾體,而譏陸氏之未該。……案《文心》之書💆🏼♀️,兼賅眾制⛔,明其體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文心雕龍劄記》)文備眾體🍖,黃侃揭示的正是《文心雕龍》廣義文章學的基本特質。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運動以後,有不少受現代文學觀念影響的新派學者用純文學的標准去評判《文心雕龍》,認為《文心雕龍》的文學定義太寬泛、文體雜亂。如霍衣仙在談到《文心雕龍》的“失敗處”時說:“文學定義太廣泛,則議論必流于膚淺😕。……其文學定義,與章太炎氏‘凡以文字著于竹帛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之定義相同,故將經史子集、百家九流,冶于一爐而談之📘🧑⚕️。內容既如此包羅萬象🥮,議論之有‘搔不著癢處’,近于膚淺🕓,為必得之咎矣☝️💶。”(《劉彥和評傳》)又如楊鴻烈🧑🏽💼,一方面,稱劉勰是中國“第一個的批評家”💅🏼,他的文學批評相當于歐洲文學上的“法定的批評”🧑🏿💻;另一方面,又指出《文心雕龍》全書的“根本缺點”:“在這樣文學觀念明了確定的時代,偏偏這位不達時務的劉彥和就來打破這樣的分別,使文學的觀念,又趨于含混!又使文筆不分!”“這樣一來,就把一個已經成就了的明白🕺、具體🅱️、完全的文筆定義👨🏼🎓,攪擾得一個亂七八糟、烏煙瘴氣的了!”(《〈文心雕龍〉的研究》)
由此觀之,五四運動前後開啟的中國學術現代進程,對“龍學”此後的發展壯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但“以西釋中”“以西構中”也給“龍學”帶來了不小的損傷🧑🦯➡️。今天看來🏬,這種研究傾向最大的不足⛏👰🏻,就是把《文心雕龍》僅僅當作“文學理論”著作,而忽視其原本是文章學著作的特質。張少康先生認為🖖🏿,20世紀“龍學”的理論研究是“重中之重”,其主要成績突出表現在“重視了理論體系的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文心雕龍研究》)。單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研究《文心雕龍》😁🛜,忽視了其中涵蓋面更廣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章學特質🙇🏽。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偏向于純文學作品,而文章學研究的對象則包含各種文章創作,範圍要廣泛得多。從純文學文體入手,《文心雕龍》中許多文體就無法進入“龍學”研究的視野。
以純文學的觀念來看《文心雕龍》👨🏽💼,更重視文學的審美功能🚣🏿🚵🏻,而輕視了文章學的實用功能。我們知道,《文心雕龍》是非常重視文章之功用的。劉勰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文心雕龍·序志篇》)“五禮”“六典”“君臣”“軍國”,這些是軍國大事,在這些領域中,文章要發揮重要作用。此外🧑🏽🎤,《文心雕龍·書記篇》中談到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的文體如簿🫳🏻、錄、契🤽🏿♀️、券🙋♂️、狀等,這些也是文章。劉勰的觀點是✈️,大到軍國大事,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文章都能發揮重要作用。而如果從純文學的視角來看,這些文章都缺乏審美功能,都不屬于文學研究的範圍。所以💂🏻🕺🏽,《文心雕龍》中許多文體沒有進入現代文學研究的範圍🤽♀️,中國文章學久遠的實用傳統也由此被慢慢疏略了🍄🟫。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文章學既有理論🧑🏽🌾,也有實踐,是基于文章創作實踐的理論,也是指向文章創作實踐的理論。豐富性和鮮活性是中國文章學的固有特點。因此我以為,純文學理論既涵蓋不了中國古代文章創作的豐富曆史,也指導不了中國當下文章創作的鮮活實踐。
純文學理論更重視“道”而忽視“術”🔻🧛,以《文心雕龍》為標志的中國文章學既重“道”🤾,也重“術”🔛。《文心雕龍》有《原道篇》又有《總術篇》🤌。文章學落實到文體、字法、句法🤟🏿、篇法的研究上,比各種所謂“理論”的研究更具體豐實🧑🏿🏇🏿。《文心雕龍》討論各式文體時,都本著“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文心雕龍·序志篇》)的理路來闡釋👰♀️,關注文體的源流、基本內涵、代表作品和體式規範。《文心雕龍》還有《鎔裁篇》《聲律篇》《章句篇》《事類篇》《練字篇》等,關注文章的剪裁👱、聲律、用事、字法✍🏽👨🏻💼、句法和篇法。這些形式層面的講究相比抽象的純文學理論,更具體實在😲、更有可操作性。這些內容也是曆代文話涉及的主要方面,因此👳♀️,也是中國文章學固有的傳統⚈。但如果從純文學理論的角度審視🦛,這些固有的富有特色的“術”層面的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視💁🏿♂️。
近些年👨🏼🚒,關于《文心雕龍》文章學特質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引起學者們關注。吳承學先生指出,在中國文章學史上🖖🏽,最早初步構建中國文章批評理論體系的🪥,是“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六朝文章學”(《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我們當以這個基本認識為基礎🫱🏽🔈,全面審視《文心雕龍》的文章學體系及其特質,從而推進中國文章學體系的理論建構👨🏿⚖️。
回顧“龍學”百年曆程👩🔧,我們得到幾點啟示:“龍學”要繼續發展,必須進一步融入當代學術進程,融入當代社會實踐,回應當代學術問題;必須加強學科建設,提升教學水平👮🏻♀️,嘗試用當代年輕人喜聞樂見的形式傳播“龍學”文化📫,繼續培養一代又一代“龍學”的學習者、愛好者🤦🏻📖、傳播者和研究者😵🕢;必須根植傳統文論的固有特色🧀,以文化自信之姿🤾♀️,實現中西文論的互學互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