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 勇（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

　　編者按

　　在故宮600年、故宮博物院近100年的曆史上🎞，文物南遷是至為可歌可泣的一段曆程💂🏻。那不是簡單的搶救珍寶🧖🏼‍♀️，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搶救行動。故宮文物南遷的壯舉🦀，保護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也強化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征程上📄，90年前的那一段壯舉⟹🙅🏽，非常值得且有必要去專門書寫。

　　國難之下，國寶顛沛流離🧘🏽。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日前👱，一部聚焦故宮曆史上那段最為驚心動魄的南遷曆程的《故宮文物南遷》，付梓成書🦸🏿。長期以故宮為書寫對象的祝勇先生𓀇，以豐贍的細節還原了曆史的原貌🤙🏿，以翔實的考證重建了南遷之路。《故宮文物南遷》甫一問世👹，即入選五月光明書榜。本期光明書榜版，誠邀作者撰文🧑‍🧒‍🧒，與讀者一同感受祝勇眼中的故宮文物南遷之旅。

　　在連天炮火中，保護中華文明史上的無上珍品

　　1933年，新年剛過，故宮及其所在的北平城便岌岌可危🤾🏽‍♀️。為了躲避戰亂🧝🏼，保護收藏在故宮裡的文物珍品免于損毀劫掠，故宮人帶著13427箱零64包文物離開紫禁城🚵🏼🦸🏽‍♂️，開始了漫長的遷徙之旅。除了故宮博物院文物以外，故宮人還帶著古物陳列所文物5414箱👨🏿‍💼、頤和園文物640箱8包零8件、先農壇文物88箱🗡、中央研究院文物37箱🧑🏼‍🌾、國子監文物11箱🧝‍♀️🙆🏽、內政部文物4箱，共計19621箱72包零8件文物奔赴中國南方。從這一天開始🧑🏽，故宮前輩們篳路藍縷，負重遠行，克服了九九八十一難🌡，終把文物護送到遠離硝煙的大後方。又在戰爭的硝煙散盡之後，帶著大部分文物平安歸來（一小部分運至中國臺灣）👩🏿‍🎤，從而完成了人類文物保護史上最偉大的壯舉。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那段曆史更像是一段神話。一方面是因為它距離我們今天的生活足夠久遠👠，有關它的細節都已經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則因為它在許多方面與我們的常識相悖——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緣何能夠攜帶著將近兩萬箱文物奔走于道途⚠️，在連天的炮火中，保護了中國文明史上的無上珍品👲🏻💾，使中華文明的長河不被戰爭截斷？

1938年，竹排載文物卡車過河。

　　故宮文物件件堪比金枝玉葉🥬，加之19000多箱的天文數字，縱然在和平歲月，安全運輸如此巨量的文物也並非輕而易舉。在這些文物中💂🏽‍♀️，有總計79338卷（相當于《永樂大典》的3.5倍）、36000餘冊、約8億字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有中國保存最完整的佛學大百科全書、清朝第一部泥金寫本👱‍♂️📖、共收集1000餘部佛教經典的《龍藏經》，有每只重約一噸、上面鐫刻著幾百個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更有瓷胎薄如蛋殼😌、胎體厚度大多在一毫米以內、薄似蟬翼、亮如玻璃、輕若浮雲的填白脫胎瓷器……任意一件，都有無可取代的曆史文化價值👩🏼‍🦱。但它們又屬于“易碎物品”，運輸過程中必須輕拿輕放，稍有不慎就會玉毀櫝中，造成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

　　隨《四庫全書》一起南遷的，那十件先秦石鼓體型龐大🚄。它們每件高三尺上下🔋，渾身肌肉渾圓，上窄下大，中間微凸🙏，每只重約一噸，上面鐫刻著幾百個神秘文字，人稱“石鼓文”（大篆），文字筆法奇異，記述了秦始皇統一前一段為後人所不知的曆史🚵🏽，是真正的“石頭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石刻詩文💇🏻♠︎，乃篆書之祖🙇🏽‍♀️，有人說一字可抵萬金。這些石鼓在地下埋藏了千餘年，上面鐫刻的文字在唐代出土時已無人能識，挖掘出它們的人們（陝西鳳翔府陳倉山人）于是焚香跪拜𓀎，驚為天賜神物👨🏿‍🎤。自唐至宋，自宋至清，一代代學者（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韋應物、韓愈、杜甫🙍🏽、歐陽修、蘇軾等）👩🏼‍🎨，一代代君王（唐肅宗↔️、宋仁宗、宋徽宗等）🆒，都曾垂青于它，鄧石如流連過，吳昌碩摹寫過🍨，康有為更是稱它為“中華第一古物”。到民國🎖🛌，一位名叫馬衡的學者認真地打量它們🌰，寫下一部名垂考古學界的專著《石鼓為秦刻石考》，宣告了舊金石學時代的結束和現代考古學的興起。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前輩們的使命是在遷移中保護這些價值非凡而又無比脆弱的文物，他們不僅要面對天上的敵機、地上的槍炮，還要面對急流險灘、火災水患，以及疾病和饑餓的侵襲，更不用說在汙濁黑暗的政壇上，還有各種明槍暗箭引而待發🙅🏽‍♀️。總之🏗，幾乎人世間的所有艱難，包括戰亂、饑饉、疫病、大自然的災患🧝‍♀️、官僚系統的肮髒腐爛等等👘，都一股腦兒地拋到他們的世界裡🫡，沉甸甸地壓在他們身上🈁，要他們肩扛起來👨🏽‍🦳，也反過來映襯了他們的偉岸。他們不僅要有氣吞山河的勇氣，更要有具體而細微的操作能力，以確保南遷進程的滴水不漏、穩健無虞。正是這些艱辛🟫，錘煉了故宮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品質，鑄就了故宮人一絲不苟的專業精神。

　　我的寫作，就為了讓那段曆史不被時光湮滅

　　90年前的那段歲月算不上遙遠，但畢竟時空環境都已變化，讓那段歲月顯得有些陌生。我知道我的寫作🧀，實際上就是一次抵抗遺忘的行動🔽，讓那段珍貴的曆史記憶，不被時光湮沒，曆史主題寫作的強大意義正是蘊含于此。

　　在動筆之前，我對那段曆史的追蹤主要通過三個渠道——重訪曆史現場↔️、收集相關檔案文獻💁🏼、采訪親曆者。除了在故宮博物院查閱檔案文獻🎷，我還先後去了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遼寧省博物館、重慶市檔案館、上海市圖書館等地查找檔案資料。在新冠疫情的間隙裡，我在上海市圖書館查看當年滬上的報紙🛋👲🏿，哪怕有關故宮文物的一則火柴盒大小的報道，都會令我興奮不已🫸🏿。在發黃的紙頁中，我看到上海《申報》1933年4月28日對第四批文物到達上海的報道是這樣的💂🏼‍♂️：“故宮四批古物🧑🏻‍✈️，六千二百六十七箱🫰🏻，由故宮古物館副館長馬衡等押運🎫，于二十三日，載三列車運抵浦口後🧑🏽‍🎄，即卸裝建國輪，于二十六日午二時起碇駛滬，昨（27日——引者注）午十一時抵埠，泊金利源碼頭，午後起卸，仍存天主堂街二十六號大廈。聞至二十九日始可卸完💅，至第五批古物約在一周後亦將運到，茲將各情探志如後……”

1933年2月💆，第一批南遷文物箱在故宮太和門前廣場集中🧏🏿‍♂️。

北京故宮三大殿 李少白攝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戰火綿延到存放故宮文物的上海和南京，已于1936年由上海轉運至南京朝天宮庫房的文物又要悉數轉移，分北、中、南三路運往西部的大後方。幾年中，我先後抵達南京、上海、西安🚋、寶雞、重慶、成都、樂山、峨眉、桂林🫣、貴陽、安順等地，追尋故宮先輩的腳步🛐📷，尋找當年的曆史痕跡🕴🏻。值得慶幸的是，當我出現在故宮文物南遷的曆史現場，我發現當年的許多遺跡依然屹立在原處，捍衛著曾有的記憶。每一次發現🩱，都令我無比激動和欣喜，讓我對下一次的尋找充滿期待👩🏽‍🎓，進而不斷累積著我對于此番寫作的信心👩🏼‍💻。

　　在重慶，我第一次走進川康平民銀行倉庫舊址*️⃣🎐。1938年1月，故宮文物抵達重慶後最初的存放地之一。這座舊址，位于今天重慶市渝中區打銅街上🧗‍♂️。它龐大的體量、複雜的內部結構，以及堅固的主體構造，都令我深感驚異。從大樓側面一個不起眼的小門走進去💇🏻‍♂️，踏著布滿塵灰的木板樓梯拾級而上，發現這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仿巴洛克式磚木結構建築樓共有五層，由于大樓前後有高差，局部為六層。巨大的廳堂🧼，如今空空如也🙆🏽‍♂️。那空蕩蕩的地方，正是當年摞滿文物箱的所在👩🏻‍🦳，我甚至聽見了前輩們負重行走時發出的急促呼吸聲🦫。尤其令我震驚的是↖️，最下一層是一間巨大的地下金庫，有一道鐵門👩🏽‍🏫，是一道密碼門，德國制造，鋼板厚實🖇，據說一發炮彈打不透。這間金庫原本由銀行用于存放黃金，80多年前，故宮文物箱密密麻麻👨‍👧‍👧，疊摞到接近房頂，最下的一層👨🏻‍💼，墊了很高的枕木，讓文物箱與地面保持一定空隙，以便防潮👩🏻。在庫房的高處，朝街的一面，有一排通氣孔，以保持倉庫的空氣流通。故宮文物放在這裡，不僅安全，而且幹燥，即使在今天，也歎為觀止。

　　這幾乎是當時重慶市區最宏偉的建築了🌖。然而即使這樣一座體量巨大的大樓，也只能容納3000餘箱文物。那麼，剩下的巨量文物在哪裡存放呢？不得已，故宮博物院又租用了慈雲寺邊的安達森洋行等處🧑🏿‍🦰。在安達森洋行，又存進了3694箱。這家瑞典人開的洋行主要經營鬃毛🥻、臘肉和百貨生意📟，有六棟依山而建的巨大倉庫，全部是大梁穿鬥結構，石質基座🚕，築土為牆🎵，背靠青山👩🏼‍🦱，面對大江，故宮博物院租下了其中四棟🥚。此後便開始按照故宮規範標准，清點、核對、編號、一箱箱登記入庫🤶🏽💆。這批文物包含了青銅器、瓷器、書畫和玉器😜🫛，其中不乏蘇軾、黃庭堅、米芾、唐寅等大家的傳世之作🧙🏿‍♂️。為了給文物騰出空間🤸🏿‍♀️，洋行的老板安達森先生用標准的四川普通話命令：把倉庫裡的臘肉全都甩了（“甩了”是四川話，意為“丟掉”“不要了”）。

　　後來為了躲避日軍對重慶進行的無差別轟炸🙈，故宮文物再度啟程🏋🏻🚵🏻，踏上西去的路程，幾經輾轉🤺🎟，最終落腳在樂山安谷鄉，是為西遷中路。西遷北路文物，1937年由南京出發，經鐵路運至西安、寶雞，後由汽車運輸，在大雪中翻越秦嶺，進入四川，在峨眉山腳下落戶。西遷南路的文物👿，經過桂林運至貴陽🧑🏼，又為躲避日機轟炸而轉至安順。

　　在考察了西遷北路🆗、中路的一些遺跡後，我又踏上當年的西遷南路，遠上雲貴高原。在貴陽城，我找到了當年的文物存放地——滇黔綏靖公署官邸👦🏿，俗稱“毛公館”⛹🏽🤵🏽‍♀️。那一刻的興奮之情，無以言表。盡管我在文獻檔案上無數次看到過這個名字，但是當我穿過高樓林立的鬧市區👩‍🎓，找到這座被圍困在建築工地中的老洋房時，依然驚訝于它的宏大壯觀。這座建築由主樓🏉、跨樓、廂樓等幾部分組成，磚木結構👍🏿，寬簷環廊📳，圓拱門窗，極為華美考究✴️🛠，只是曆經數十載風雨，已經剝蝕殘破。所幸它還沒被拆除🦠，依然頑強地守護著屬于故宮，也屬于我們民族的那一段記憶。

　　一方面，我為自己能目睹這些故宮文物抵達的地方而深感慶幸🧔🏿‍♂️，文獻檔案中那些枯燥、陌生的地名，變成鐵路👨🏼、公路、河流👦🏿、房屋、田野👩🏿‍⚕️，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曆史變得立體🍟、飽滿和生動🖋；另一方面，我又擔心這些寶貴遺址在某一天會被全新的城市規劃從大地上抹掉。我突然想起自己曾在重慶安達森洋行舊址的夯土牆上見到的兩個字🎖：“不拆”。令我怦然心動的兩個字，也令我熱血沸騰。因為這些建築本身🌏，就是曆史的紀念碑🐭。

　　書生報國，體現為不懼“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除了田野考察和搜集史料，我其餘時間幾乎都用于本書的寫作，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一場艱難而孤寂的長旅中。自從在電腦上敲下第一個漢字，我便隨著那些逐漸增多的一行行，進入到那個不尋常的時空中。

　　故宮文物南遷，這本身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但包裹在這個大事件中的🗑👭🏻，卻是一個接一個的平常而艱澀的日子。寫作越是深入🤜🏻，我就越能體會故宮前輩們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書生報國與軍人報國🚮，本質相同而方式不同👩🏼‍🦳。書生報國⏏️🧔🏿，不體現為轟轟烈烈的出生入死，而體現為長期而艱辛的堅守與付出，體現為不懼“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頑強力量和聖徒般的犧牲精神♟，體現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進取精神。

　　在日軍炮火的追擊下，籌集交通工具無比艱難，他們卻從沒有丟下過責任🐜🌶，一日複一日、一站接一站地轉運文物🦐，每到一地，都要以極大的耐心與小心🏊🏿‍♀️，進行防蟲、防潮、防火和防盜處理。無論在南京朝天宮庫房，在重慶安達森洋行，還是在樂山安谷鄉，為了防潮，故宮人用木條釘成屜子🚽，把文物箱放在上面；峨眉辦事處更是發明了一個新辦法：把木墩做成“凹”字形🦿，缺口向上，排成一行，架上木杠，再放文物箱。這樣一來，文物箱就通風了，也方便檢查白蟻。然後，就是漫無止境的整理、索引和編目。在樂山、峨眉，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按照文物所在的箱、行、列🤟、庫一一編入目錄。當馬衡院長和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前來視察時，抽查幾箱文物👩🏻‍🍳，他們說出箱號🍖，不出5分鐘，工作人員便都找到了箱件。

　　1946年🎩，故宮文物東歸。1947年3月，原存樂山的文物運抵重慶向家坡山腰，存入原貿易委員會倉庫。向家坡墳墓很多☝🏼，滋生大量白蟻🤹🏼‍♀️。白蟻非常厲害🎪👩🏿‍🏭，一天之內，能把一箱的東西吃個精光。空房原來都有地板🤹🏿，故宮人員把地板拆開，發現地板的龍骨已經被白螞蟻吃空了。為了防止白蟻由箱架穿孔直接進入箱中，據故宮學者那志良先生回憶，工作人員在箱架之下墊上一塊鵝卵石🥮，白蟻要想進入箱件之中，必須爬過鵝卵石🕓，它們必須在鵝卵石上用土築成隧道才能抵達箱子☝️💶。只要安排人員定時觀察🧑🏽‍💼，就可以知道白蟻是否爬上木箱🏃。

　　即便在這樣動蕩不安的日子裡，他們也像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忍受著時世艱困、歲月清寒，卻沒有一天放棄過學術事業🧗🏻‍♀️。在峨眉武廟，存放著西遷北路文物共7286箱▪️。那十件先秦石鼓，就存放在武廟西配店庫房裡🤚🏽。那志良先生在武廟西配殿隔出一個小房間🏩，作為自己的宿舍👨🏼‍🎓，從此與石鼓為鄰。每天早上起床，他就到大佛寺去👨‍👦，在那裡辦完一天公事，晚間回到武廟🤸🏻‍♂️。古佛青燈，伴他寫下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石鼓通考》。

　　在西遷南路🏬，雲貴高原上的邊塞小城安順⛏👰🏻，莊尚嚴先生一家忍受著生活的窘困，內心卻無比從容。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先生回憶說🖖🏿，盡管當時吃的都是摻雜著谷殼稗子和石粒的“八寶飯”，下飯主要靠辣椒粉和醬油🐐，穿的衣服全是補丁😁🛜，書籍都是用發黃的毛邊紙印的🤽‍♀️，而晚上全家人其樂融融，看書和做功課，全家人的心與桌上那一盞燃燒菜油和燈芯草的“燈碗”一直亮著。

　　每次目睹他們的照片，我都絲毫不曾感覺他們是離亂的書生🕕♊️。生逢亂世，人若飄蓬👨🏽‍💼，他們的內心那麼篤實堅定🚣🏿🚵🏻，看不出絲毫的倉皇疲憊、悵惘傷感🥗。他們運載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壓在他們心底，給了他們信心🔜，讓他們的內心變得沉實安穩。他們衣履簡陋，捉襟見肘🚱，表情裡卻蘊藏著無限的驕傲。他們知道☝️，這樣一個創造出燦爛文化的民族，是堅不可摧的。

　　我從曆史事件中看到了人的選擇🧑🏽‍🎤，又從人的選擇中看到了未來。

　　“位卑不敢忘憂國”，故宮人如此，村野匹夫亦如此

　　南遷路上，也曾有許多意外發生。1943年6月8日，峨眉縣突然發生了一場火災，危及故宮文物。《峨眉縣志》記載：“6月8日💂🏻🕺🏽，下午1時40分🤽‍♀️，峨眉城區發生一次特大火災🍄‍🟫。人們稱‘六·八火災’🎒。據一份官方資料稱✊🏽：燒死9人，警察失蹤2人。燒毀房屋1363幢，受災人數6778人，估計損失折合法幣73047.123萬元。”我曾經不止一次到峨眉考察，今天的峨眉縣城➰，依然保留著當年的風貌👩🏻‍🎨，一條青石板砌成的主街兩邊，全是木構的房屋🙅🏻‍♂️。那時的峨眉🤾，還沒有自來水，更沒有自來水槍，人們從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滅火📐👩‍🦼‍➡️，卻是杯水車薪。大火一旦燒出西門，故宮文物將遭受滅頂之災🧑🏿🏇🏿。峨眉百姓和駐守士兵一起動手，紛紛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廟庫房周圍拆出了一片“隔離帶”📞🚴🏻。終于🧑🏿‍💼，庫房裡的文物躲過了這場大火👰‍♀️，安然無恙。

　　這是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感人至深的一幕，這樣的場景，在南遷歲月中不止一次地發生過。這些曆史的細節讓我容動，讓我筆下有神。我並非只想在紙上複現那段曆史，更希望通過我的筆，重現那代人的精氣神。故宮文物在整個南遷過程中基本無損，靠的不全是故宮人的神勇與智慧，還有全國人民的支持。所謂“位卑不敢忘憂國”，故宮人如此🦛，村野匹夫亦是如此💁🏿‍♂️。這正是全民抗戰的真諦所在👩🏻‍🎓，是抗戰之所以勝利、故宮文物南遷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故宮文物南遷，讓故宮人與途經地區的鄉土百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至今仍存留在樂山安谷鄉的“功侔魯壁”牌匾🪥，見證著這樣的血肉聯系。離開駐留了將近8年的樂山、峨眉之前，馬衡院長親筆書寫了“功侔魯壁”牌匾🦹🏽，向存放過故宮文物的安谷“一寺六祠”，以及峨眉的武廟、大佛寺☃️、土主祠🍄、許祠表達謝意。2000多年前的秦代，孔子第九代孫孔鮒得知秦始皇即將焚書的消息後，將家中祖傳的《論語》《孝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封藏在孔子故宅的牆壁內，躲過了秦火，也躲過了楚漢相爭的戰火↪️。“魯壁”（孔子故宅的牆壁）的傳奇📫，讓中華文脈經過焚書坑儒這個路口，延續了下來👩🏿‍✈️。故宮文物南遷👷🏻‍♂️👎🏼，亦是在文明的傳續受到威脅之際🧀，承擔起延續文化命脈的責任。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如果缺少了全體國民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寫作《故宮文物南遷》一書的同時🚦，故宮博物院還拍攝了一部同名紀錄片，由我作總導演。2020年是紫禁城肇建600周年、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這一年年底🤷🏼‍♀️，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的先導宣傳片在故宮博物院官方微博上發布。在氣勢磅礴的音樂裡，先導宣傳片映現出這樣的字幕：“故宮文物南遷⛹️‍♀️，離不開全國人民的鼎力支持，是抗日戰爭中振奮人心的一幕🐓，是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

　　故宮文物南遷出發之地，是他一生魂牽夢縈之所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2972箱文物（歸屬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頤和園🧑🏿‍🍳、國子監等單位）分三批運往臺灣，在全部故宮南遷文物19816箱72包15件13紮（其中有故宮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南遷文物🛳，其他為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頤和園🍱、國子監等單位文物）中，占比不足15%。

　　莊尚嚴先生隨第一批運臺文物赴臺。上船時🧑🏿‍⚖️👷‍♂️，孩子們問他：“臺灣，是什麼地方啊👩‍🦳？”莊尚嚴先生說：臺灣就是一個海島，自古都是中國的土地，後來被日本占據了，現在又是我們的了🏀。

　　這是一次不知歸程的遠行⛎🚫。臨行時，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莊尚嚴的手，說：“文物要分開了，從今以後，我負責看管一半，你負責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臺灣去，看管好這批家當。”

　　2018年，我在故宮博物院第一次見到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先生🥥。他1938年出生于南遷途中🙅🏽‍♂️，去臺時只有10歲。再見面時，雖已是耄耋老人的他，依舊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記憶力超群，那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更是令我如沐春風。我陪他一起走進北京故宮寶蘊樓，那裡是文物南遷出發的地方。我們在一張照片前駐足了很久，那是1947年春天，故宮文物在重慶集中之後，故宮南遷人員與家屬懷著輕松的心情前往重慶南溫泉郊遊時拍下的一張“全家福”，照片上寫：“故宮博物院旅渝同人南泉修禊留影”⚪️。照片上的莊靈🥖，被父親莊尚嚴抱在懷裡，當時只有9歲，還不知他未來的歲月將在一個名叫“臺灣”的島嶼上度過。照片上許多人的名字，我們已經叫不出來了🌔𓀚。我向莊靈先生請教👨🏼，他竟然能夠一個不落地喚出每個人的名字♊️。幸虧見到了莊靈先生，使我得以在《故宮文物南遷》這本書中，准確地寫下了照片上每個人的名字。他們的名字🌄，永遠值得被記住。

　　那一次與莊靈先生交談，他為我提供了一個感人的細節𓀜，後來也寫進了《故宮文物南遷》一書：莊尚嚴先生晚年病重，在臺北榮民總院搶救，彌留之際💅，嘴裡反複念叨著兩個字，聲音微弱含混👷🏼‍♂️，身邊的人都聽不清楚，莊靈先生湊到父親的嘴邊，反複聆聽，終于聽清了那兩個字👩🏽：

　　“北平😈。”

　　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還是他的故鄉——北平（北京）。

　　那是故宮文物南遷出發的地方，也是他一生魂牽夢縈的地方。

　　當年踏出故宮的時候，他或許未承想到，這趟旅程越走越遠，最終在海峽另一端的臺灣島上落腳🤟🏿☞。

　　在文字的世界裡，重構波瀾起伏的歲月

　　2010年6月☂️🏯，故宮博物院發起了“溫故知新——兩岸故宮重走南遷路”考察活動，沿著故宮前輩們當年的南遷路線🧓🏿，考察了4省8市🐃，探尋37個重要的故宮文物存放地點。我遺憾未能參加那次考察，但在以後的日子裡，因工作關系🍅，有機會多次造訪當年文物南遷所經過的地點。隨著采訪🍧、田野調查和檔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場肇始于90年前的文物遷徙行動在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上逐漸展開。在我心目中🤛🏽，眉目也一天比一天清晰。2019年，以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先生為首席專家的“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學術項目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有幸擔任四個子課題之一“故宮文物南遷記憶再現與重構”的負責人🌭。也是在這一課題的督促下，我開始系統性地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翻閱塵封數十載的曆史文獻檔案🎱，進而構思一部名為《故宮文物南遷》的曆史之書🪨。

　　終于，作為曆史非虛構作品的《故宮文物南遷》一書問世了🎶。緊接著🧑🏿‍💻🫅🏻，我又馬不停蹄👨🏿‍🔧，投入以故宮文物南遷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國寶》的寫作中🧑🏽‍🌾。多年的積累，尤其是為《故宮文物南遷》一書所做的調研采訪、田野考察🧏🏼‍♂️♏️、文獻搜集🚴🏽‍♀️，使這部小說的寫作變得水到渠成👉。三年疫情，我被困書房🤸🏻‍♂️，潛心寫作這部規模宏大的曆史長篇，在文字的世界裡，重構那段波瀾起伏的歲月👨🏿‍🏭。孤苦與無助的日子裡，我心中滿滿是前輩們的果敢與堅韌。如是👨🏽‍🏭，這次寫作的長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動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宮文物南遷，也不再只是塵封在檔案裡的一段曆史，而成了我們前行的動力之源。

　　（本文圖片均選自《故宮文物南遷》）

　　《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17日 12版）